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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心清的1949年：從身陷囹圄到奔向光明     祁峰    2023年07月20日11:16

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民革中央委員余心清（1898年-1966年），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禮局局長、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余心清祖籍安徽合肥，1898年生于南京，曾擔任馮玉祥的高級幕僚長，長期堅持抗日反蔣立場，系西北軍中受過西方教育的上層人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摯友，1949年，余心清的人生經歷了從身陷囹圄到奔向光明的重大轉折。

老虎橋

1949年1月28日，農歷戊子年除夕。下午5時左右，南京香河老虎橋監獄里7名囚犯隨法警匆匆登上一輛大卡車，向特種刑事法庭疾馳而去，當辦完保釋手續獲準離開時，已是掌燈時分。眾人就地告別，各自散去。唯有一人，摸摸白發、捋著長須，不肯回家，堅持要先去照相館一趟。他就是一年多前轟動全國的“北平共諜案主犯”余心清。

1947年9月24日，設在北平京兆東街24號院內的中共地下電臺，遭保密局特務用技術手段偵破，四名電臺工作人員和大量密電文稿落入敵手。三天后，時任保定綏靖公署中將、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余心清被捕。在同案入獄的人當中，余心清官階最高、影響最大。

余心清入獄，是由于他暗中策動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與中共合作、給周恩來發密電一事被特務發現，但他與蔣介石對著干，由來已久。1934年“閩變”失敗后，作為馮玉祥代表的余心清遭蔣通緝，被迫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變”后，中共加緊對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的統戰工作，于8月下旬與第三集團軍合作開辦政工人員訓練班，由韓復榘兼主任，余心清任副主任并實際負責。該班招錄平津流亡學生等1500余人為學員，為山東保存了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往事歷歷，余心清自知蔣新賬舊賬一起算，必欲除之而后快：“別人都可以活，只有我是活不了的。”

然而，余心清最終幸免于難。他被捕時，妻子劉蘭華正在美國治病，聞訊匆匆趕回國內，為其四處奔走，魏德邁、司徒雷登等人，皆在請托之列。后者既是余心清早年就讀金陵神學院時的教師，又是劉蘭華在燕京大學念書時的校長，與夫婦二人有雙重師生之誼。司徒雷登面晤蔣介石說，余心清殺不得，此人又不是共產黨，你殺了他，會引起很多人反對。蔣與司徒雷登私交不錯，慮及這位駐華大使的情面，最終還是聽了。1948年10月19日，因“北平共諜案”入獄的謝士炎、丁行、朱建國、石淳、趙良璋等5名中共地下黨員，在南京英勇就義。位列案首的余心清暫時逃過一劫，由國防部軍法局監獄轉至特刑庭，繼續羈押受審。

1949年，國共對陣形勢日趨明朗。為擺出和平姿態，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宣布七項措施，包括撤銷特刑庭、釋放政治犯等。形勢的一連串變化，給營救余心清帶來重要轉機。余心清曾在馮玉祥部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學生眾多，其中一位叫蔣岱燕，此時公開身份是中蘇文協婦女委員會秘書。她奉命設法營救余心清、梁藹然（中共地下黨員）等4人出獄，以防當局日后加害。蔣岱燕找到南京法院一位梅姓法官和當地某鹽號老板，做通了他們的工作，拿到保釋文件，于除夕將余心清等保釋出獄，并將余心清領入位于漢中門的中蘇文協樓上一雜物間，供其暫時棲身。幾天后，外面情勢漸漸不妙。為防節外生枝，需盡快轉移。此時，蔣岱燕已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聯系妥當后，蔣岱燕遂掩護余心清乘火車赴上海。為躲避特務耳目，余心清換上了久違的黑色神父袍，戴上熟悉的銀白色十字架項鏈，加之獄中所留長須尚未剃去，活脫脫一副神職人員模樣。抵滬不久，上海開始抓人，他躲過機場嚴密盤查，直至登上飛機，“才把沉重的心放了下來”。

荔枝角

解放戰爭時期，香港是反蔣反獨裁的重要陣地，眾多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云集于此。為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從1948年9月起，先后有數批民主人士秘密啟程，分期分批從海路北上，奔赴東北、華北解放區。余心清的到來，無疑是進一步壯大了民主陣營的力量。

1949年2月4日，余心清出獄的新聞見諸報端。消息傳開，著實讓一眾朋友們興奮不已。14日，香港《大公報》刊登《我的朋友——余心清》一文，開篇的一句話，大概頗能代表眾人的心情：“余先生已出‘院’，大家都很高興！”

在好友譚惕吾等人幫助下，余心清在香港荔枝角九華徑暫時安頓下來。余的臨時住所位于山崗之下，居處幽靜，海風習習，對身體恢復頗為有利。利用這一良機，他開始撰寫回憶錄，留下“十七個月監獄生活的一筆總記錄”。民盟的一位朋友名叫巴波，協助做記錄。短短20天，一本10萬多字的回憶錄問世了。這是一本奇書。身負“要案”而能從蔣牢中活著走出，本來已屬奇跡。出獄次月即開始撰寫回憶錄，將獄中黑暗與胸中波瀾纖毫畢現于世人面前，亦奇。余心清極具詩人氣質，興會所至，嬉笑怒罵，皆成詩篇，身在縲紲依然寫就16首“獄中詩”，更奇。

余心清坦言：“我之所以要寫這樣一本回憶錄，并不是因為吃了苦頭想向人傾訴，或是想用這些材料標志出自己有過怎樣不平凡的一段歷史；不是的，如果為了這個目的，那，我簡直沒有勇氣來復述它。我之所以要寫他，是企圖用監獄這一個不見陽光的角落反映出蔣政權的丑惡，腐化，殘忍，反動的實況來。叫讀者看看這個政權是建筑在什么上，而它垮臺的命運是注定了的。”

香港《華商報》是中共在港發聲的重要窗口。余心清回憶錄以“在蔣牢中”為總題，從1949年3月17日起，分48期在該報連載，直至5月28日以“我終于微笑了”終篇。這份獄中生活實錄，情感激越、筆觸細膩，真實記載了他從被捕到出獄的點點滴滴，成為射向南京政府的一枚犀利的“紙彈”，也給世人留下了一份翔實的史料。

回憶錄見報后，反響甚大。6月6日起，南京《新民報》全文轉載，“編者按”寫道：“這里我們將連載發表余心清先生的《在蔣牢中》，余先生原是馮玉祥先生的舊屬，是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辦公室的主任，他從內幕里寫出了國民黨的血腥統治，暴露了蔣匪特務的兇殘和狡黠，以及他怎樣從現實的教訓里走向人民革命的道路。”6月15日，香港華商報社出版了回憶錄單行本，這便是《在蔣牢中》成書的最初版本。翌年初，余心清對全書加以補充修訂。10月，香港新中國畫報社再版。余心清在序言中說：“我把這本書，虔敬地獻給書中的五位烈士。”1981年，該書列入“文史資料叢書”出版，現已是“百部紅色經典”之一。

據蔣岱燕回憶，為表達謝意，余心清在香港時曾說，是學生蔣岱燕營救他出獄的。其實他的這位高足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余當時全然不知。報紙傳到上海，地下黨組織立即通知蔣岱燕勿返南京，就地隱蔽身份，迎接全國解放。十年后，余、蔣師生重逢，在太湖邊合影留念。

回憶錄完成后，余心清即于1949年3月中旬啟程，搭乘外輪赴天津，再返抵北平。

從1948年到1949年，為籌備召開新政協會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先后組織護送了1300多人北上，其中包括350余位愛國民主人士，余心清即其中之一。和他同船北上的，有一同出生入死的獄友梁藹然，以及駱賓基、卞之琳、戴望舒等多位知名人士。

頤和園

1949年3月19日下午，余心清一行抵達北平。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交際處安排下，他入住位于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101房間。前前后后在該飯店下榻的，還有黃炎培、柳亞子、孫起孟、胡子嬰、謝雪紅等眾多民主人士。

余心清素來交游廣泛。故交新知當中，與他往來頻繁的是柳亞子。幾天后，余心清前去拜望柳亞子。翌日，柳回訪，有詩題贈，云：“赦書忽下君何幸，異地初逢我未遲。風誼應歸游俠傳，姓名早列黨人碑。頗憐西北驍騰盡，佇待東南運會移。哀樂中年豪氣減，倘容更殺第三圍。”柳亞子與毛澤東友誼深厚，在毛澤東的安排下，4月25日下午，柳亞子夫婦與余心清入住頤和園益壽堂。

余心清與朋友們往來頻繁，其擅長禮賓的才具，很快顯現出來。4月28日，李濟深等往頤和園看望柳亞子，余一路陪同。6月5日，黃炎培等來頤和園散心，余協助中共方面妥為招待。

在所有朋友當中，對余心清影響最大的，當屬毛澤東。新政協會議召開前，他們會面至少有三次。1949年5月1日下午2時許，毛澤東來到頤和園，先到益壽堂西廂與余心清略談，旋至后軒看望柳亞子。這是毛、余二人首次會面。

5月5日上午，毛澤東如約派秘書田家英迓迎柳亞子夫婦，余心清、范志超同往。眾人從頤和園出發，先赴香山碧云寺恭謁孫中山衣冠冢，隨后前往雙清別墅。毛澤東設家宴款待，并與眾人合影留念。宴會氣氛融洽，賓主“談詩論政，言笑極歡”，柳亞子“自揆出生六十三齡，平生未有此樂也”。

重返北平后，眼見民主夙愿即將成為現實，余心清精神極為振奮。4月，中國文化界發表宣言響應召開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北平文化界聯名發表宣言聲討國民黨反動政府盜運文物，余心清都參與其事并簽名。6月，他與李錫九等人籌設民革北平分會，兩個月后即宣告成立。8月，他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會，當選主席團常務主席，并以民革北平分會籌委會主任的身份致辭。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當選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北京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這一年，余心清所任本、兼各職，數量近20個。

北平春來早，東南運會移。新中國誕生在即，已過知天命之年的余心清，意氣風發地投入新政協會議的忙碌之中。

懷仁堂

余心清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會面實屬偶然。1949年6月，新政協會議籌備會召開前夕，毛澤東沿中南海散步，順路走進勤政殿，恰巧遇到在此指揮布置會場的余心清。看到毛澤東到來，余心清即陪同視察勤政殿，說勤政殿和懷仁堂都是按照“少花錢多辦事”的原則修繕的。毛澤東聞言贊許道：“開好會少花錢，這也是支援前線啊。”視察結束后，毛澤東說：“我看你對這一套工作很熟悉，將來你就做這一套工作吧。建國以后，這一套工作也很重要呀。”余心清當即表示聽從安排。

6月16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常務委員會名單，余心清等九人為常委會副秘書長。8月26日、27日，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在勤政殿舉行第四次會議，協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名單（草案）》。余心清是出席會議的民革16名正式代表之一。

籌備和召開新政協會議期間，大部分民主人士和會議代表住在北京飯店。作為北平城內首屈一指的大飯店，它供應西餐而無中餐，所以很多人吃不慣。余心清是精通中西餐飲的行家，為此專程走訪玉華臺飯莊。玉華臺飯莊以經營淮揚菜聞名遐邇。在余心清協調下，朱殿榮、王蘭、王杜昆、孫久富等9位淮揚菜名廚調入北京飯店，令飯店餐飲水平頓時增色不少。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余心清不僅是會議代表，還參與了現場組織工作。9月30日是大會最后一天。按照議程，需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委員。下午4點10分，余心清在臺上宣布開始投票。出席會議的解放軍四野代表劉白羽，此時正凝神注視著余心清：

由于聚光燈強烈的照射，由于這是最關鍵的一天，擔任大會司儀的余心清，一次一次走上臺、走下臺，不斷通過麥克風調度會場一切活動，他嚴謹、認真、聚精會神，保證了會場上紋絲不亂，秩序井然，可是他太累了，最后他宣布：“請各位代表即刻出發去參加紀念碑典禮！”等他轉身向臺下走時，我看到他后背衣服已經給汗水濕得黑成一片。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晚，在北京飯店舉行了盛大宴會，全程由余心清策劃指揮。淮揚菜制作精細，口味兼顧南北，備受各方贊譽，為原本喜慶熱烈的氛圍增添了回味無窮的記憶。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任命余心清等4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不久，鑒于新中國外交事業迅速開展，中央人民政府設立典禮局，任命余心清為局長。余早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到過法、日、蘇等多國，英語頗佳，與各國原駐北平總領事多有來往，熟悉中外禮儀。由他出任典禮局局長，自是不二人選。1950年1月17日，劉少奇宴請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魏斯柯普夫，余心清首次以中央人民政府典禮局局長身份作陪。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機構十分精簡，典禮局編制僅局長一人。周恩來不止一次地在會上表揚：“現在各部門都說干部不夠用，典禮局就余心清同志一個人，工作也干得蠻好嘛。”

1949年對余心清而言，意義非同尋常。這一年，他經歷了生與死的轉換，目睹了舊與新的鼎革，種種巨變，不啻新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余心清與眾多愛國民主人士一道，投身協商建國的時代大潮，共同見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

（作者單位：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