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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輩黃紹竑：為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積極奔走         2025年08月05日13:47

黃紹竑生長于多民族地區(qū)廣西， 其人生足跡遍布廣西所有重要地區(qū)；在國家內憂外患時期，宣慰內蒙古，經(jīng)略新疆；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民革中央和平解放臺灣委員會副主任，助推祖國和平統(tǒng)一。他一生都在積極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

探索有益于民族團結發(fā)展的改革

黃紹竑1895年生于廣西容縣，生于多民族地區(qū)的他深入廣西各地，對廣西各族同胞生產(chǎn)生活、民族文化有較為深入的了解，更能以平等的姿態(tài)探索有益于各族同胞的改革。在《黃紹竑回憶錄》中，他提到“我雖以語言的不同，來區(qū)別廣西人民的來源的差異，但是并沒有什么種族的觀念，或種族間的問題”。在平等觀念的影響下，他主政廣西時，從政治、教育等方面進行了對少數(shù)民族同胞有益的改革。

黃紹竑勇于啃下改土設縣“硬骨頭”。“改土歸流”是明代以來的民族政策；在民國初期，廣西一些地方還在實施土司制度，剩下的土司都是“硬骨頭”。廣西當局并不愿觸碰他們：一是擔心改革后加重省政府財政負擔，二是擔心因改革不當引起那些根深蒂固的土司反抗。在黃紹竑看來，土司制度是黑暗、壓迫人民的沒落制度，革命政府應及早革除。他在回憶錄里說“人民生殺予奪之權，皆操之土司官之手，其黑暗自不待言”“這種殘余的封建勢力，已到了沒落時期，決無興復的可能。而且在革命政府之下，更宜及早革除，使得被土司官壓迫著的人民，早日獲得解放”。盡管改土設縣會加重省政府財政負擔且有風險，但對施政大局有利。1928年，黃紹竑主政廣西時力排眾議，大膽進行改革，將忻城土司改設忻城縣，將太平、安平、下雷三土司并置雷平縣，將上龍及金龍峒兩土司并置上金縣。歷史證明，黃紹竑的做法完全符合潮流發(fā)展和少數(shù)民族同胞的要求。

大力支持辦好瑤民教育。清末民初，廣西的瑤、苗同胞大多住在偏僻貧瘠的地方，過著極艱苦的生活。黃紹竑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些可憐的原始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之下，政府自應設法教育他們，開化他們，使均能進步，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員”。1928年5月，他通令全省有瑤苗縣份的縣長，參考清代平樂知府歐陽中鵠創(chuàng)辦瑤學計劃，創(chuàng)辦瑤民學校，并且聘請著名文史專家和教育家劉介主持這項工作。1930年，黃紹竑離開廣西，長期在廣西以外工作、生活。1944年，他回廣西時依然關心瑤民教育情況，詢問劉介，劉介答道：“瑤民受教，成績頗佳。”

宣慰內蒙古

20世紀初，國民政府逐步對內蒙古進行改省改縣，削弱蒙古王公貴族的封建勢力。這本來是順應潮流，有利于改善蒙民生活的政策，但由于內蒙古東南部迅速開發(fā)，當時蒙民跟不上快速發(fā)展的經(jīng)濟節(jié)奏，經(jīng)商獲利遠不如漢人，且當時草原受氣候等地理因素影響，沙漠南移，收成變差，蒙民認為生活比改省改縣前還差。一些內蒙古分裂勢力伺機煽動蒙民，加上日本人乘機慫恿，發(fā)動內蒙古“自治自衛(wèi)”運動。

黃紹竑一針見血地指出該運動“是直接間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動與指使，而為一個脫離國家統(tǒng)治的獨立運動”。1934年10月，擔任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長期在南方生活的黃紹竑，冒著寒冷前往內蒙古宣慰。黃紹竑先與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商議內蒙古自治問題，獲得軍隊的支持，請傅作義陳兵內蒙古邊界，并派出李松風、賀揚林等先與內蒙古方面接觸。黃紹竑此行風險不小，體現(xiàn)了他高明的談判手段。11月，在裝甲車隊護衛(wèi)下黃紹竑從歸綏前往百靈廟，受到德王等內蒙古王公以上賓禮節(jié)接待。在談判過程中，黃紹竑與內蒙古王公平等對話，充分尊重內蒙古同胞的習俗，比如按照內蒙古的習慣，備好銀器、綢緞、手表、茶葉等禮物相送。

經(jīng)過一個多星期的談判，德王堅持要“自治自衛(wèi)”（分裂獨立），談判陷入僵局。此時，寒冬已至，談判的內蒙古王公帶來的過冬衣食不足，加上云王請先前與黃紹竑兩次會面交流的百靈廟班禪活佛出面，黃紹竑提出在三日內不能遵照中央指示原則，商定解決辦法，就回南京不再等候。內蒙古各王公無計可施，其后按黃紹竑所提的方案稍加修改并予以承認，通電中央表示擁護。黃紹竑始終堅持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的原則，堅持平等、尊重內蒙古同胞的風俗習慣，初步解決了內蒙古分裂危機。此后，黃紹竑還向國民政府行政院提交了內蒙古問題報告及建議。他提出，“發(fā)揮政治力量，使蒙古人民的知識水準提高。同時發(fā)展經(jīng)濟建設，使他們得更大的實惠。這不僅是蒙古人民的幸福，對種族文化，國防經(jīng)濟，都有莫大的關系，而外蒙政治的煽誘伎倆，自更無從施展，這是政府當局最宜深切注意的問題。”

經(jīng)略新疆

黃紹竑在回憶錄提到“新疆是太偉大了”“新疆是中國的生命線”，深刻認識到新疆各族團結發(fā)展的重要性，新疆對中國的重要性。當時，中原地區(qū)連年內戰(zhàn)，無暇顧及西北邊防問題，新疆由內外各方勢力勾結把持，處在一個非常混亂的時期。在內蒙古時，黃紹竑遇到了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博士。斯文·赫定在中國新疆、西藏、青海一帶探險30多年之久，他把《我的探險生涯》《萬里長征記》兩本著作送給黃紹竑，這兩本書激發(fā)了黃紹竑經(jīng)略新疆的念頭。黃紹竑宣慰結束回到南京，立即著手對新疆經(jīng)濟、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黃紹竑認為，經(jīng)略新疆首先要解決交通運輸問題，他著重籌備汽車及司機、燃油儲運、偵察地形路線三項工作。1934年，黃紹竑向國民政府申請1500萬元籌備經(jīng)費，獲行政院會議通過、蔣介石同意，并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這筆經(jīng)費主要用于車輛購置和司機訓練。為了獲得適合在西北使用的汽車，黃紹竑經(jīng)多方對比考察，聘請富有家國民族情懷的留美專家林榮恩主持建造上海楊樹浦汽車設備廠。在培養(yǎng)司機方面，黃紹竑特別強調“駕駛員的條件，必須具有國家民族的偉大思想，赴遠投荒的勇敢精神，與嚴肅的紀律，堅強的體格”，安排蕭仁源負責在北平、綏遠招募一千名青年司機培訓。此外，安排陳勁節(jié)、程章玉在酒泉做燃油儲備，安排徐佛觀率領參謀人員實地考察入疆路線。

在籌備期間，黃紹竑在南京、北平、綏遠奔走。籌備工作布置結束后，黃紹竑就飛赴西安拜見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陜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接著飛赴蘭州拜見甘肅省政府主席朱一民。到蘭州后，黃紹竑左腳患腳氣，潰爛疼痛不堪，郁居在甘肅省政府半個月不出。不久，便接到蔣介石要求停止籌備此事的來電。停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國民政府擔心蘇聯(lián)介入；二是蔣介石懼怕桂系在新疆發(fā)展。黃紹竑大為失望。在整個籌備過程中可以看出，黃紹竑對新疆的重要性有深刻認識。為了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黃紹竑在選人用人方面特別注重家國民族情懷。他收集的資料等也給后來解放、發(fā)展新疆提供了許多參考。

其后，黃紹竑到湖北、浙江等地主政，新中國成立前參加了北平和平談判；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法案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縱觀黃紹竑的一生，他用行動為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貢獻了力量。

（來源：《團結報》2025年7月10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