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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蔣光鼐的堅守與斗爭     王超    2025年09月29日09:27

蔣光鼐（1888-1967），字憬然，廣東東莞人，杰出的愛國將領和政治活動家，功勛卓著的抗日名將，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總指揮。1933年發動“福建事變”，支持反蔣抗日。抗戰勝利后，參與創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會主委。

聯共反蔣抗日 為紅軍輸送戰略物資

一·二八淞滬抗戰后，蔣介石要消滅十九路軍的企圖已十分明顯，欲將十九路軍三個師分別調往江西、武漢、安徽，從而肢解十九路軍。在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和蔣光鼐、蔡廷鍇的抵制下，蔣介石只好將十九路軍調往福建，想借紅軍之手來打擊和消滅。

1932年6月，蔣光鼐被任命為駐閩綏靖公署主任，蔡廷鍇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深知十九路軍處境之險惡，所以一到福建就極力避免與紅軍作戰。1933年5月，蔣介石派督戰官坐鎮十九路軍總部，催促十九路軍進占連城、朋口、芷溪一線，致使區壽年師孤軍深入，被紅軍重創。

1933年5月2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聯名發表《告閩粵白軍士兵書》，提出：在承認三個條件（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政權、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立即武裝民眾）的原則下，同廣東、福建的一切武裝隊伍訂立戰斗協定，聯合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和賣國的蔣介石南京政府。

蔣光鼐獲悉后，非常高興。他對蔡廷鍇說：“蔣介石驅使十九路軍‘剿共’孤軍深入，是想借紅軍之手消滅異己，這一招比他親手殲滅我們更惡毒。如今紅軍提議真誠合作抗日，完全符合十九路軍官兵不想再繼續打內戰，聯合起來一致抗日的愿望。我們應當起來響應。也只有走聯共抗日的道路，才能挽救十九路軍，我們很有必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關系。”

1933年7月，陳銘樞由歐洲回到香港，派陳公培到福州會見蔣光鼐。此前，陳銘樞曾派梅龔彬去上海找中共聯絡未果。蔣光鼐與陳公培商量，請他為代表，火速和紅軍聯絡。蔣光鼐用綢子寫了一封密信給前方紅軍，表示和談愿望，主張雙方先行停止戰爭行動共同抗日。陳公培于8月抵紅三軍團營地，見到了彭德懷、袁國平等人，雙方經過溝通，陳公培帶回了彭德懷一封信。彭德懷在復信中對十九路軍響應共產黨的宣言與紅軍合作表示歡迎。從此閩北前線進入休戰狀態。

隨后蔣光鼐、蔡廷鍇與在香港的陳銘樞商議，派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和陳公培前往瑞金直接面見紅軍領導人毛澤東和朱德。毛澤東和朱德表示贊同與十九路軍在抗日反蔣上合作。時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的潘漢年為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的全權代表，同徐名鴻進行具體的商談。雙方初步談判了十九路軍與紅軍的防線和福建省政府與蘇區政府劃界事宜，10月26日，雙方簽署了《反日反蔣初涉協定》，又稱《抗日作戰協定》。根據協定，福建方面向蘇區供應了大批食鹽等貨物，使蔣介石的經濟封鎖一時失去了作用。后來，依據協定，人民政府頒布了《大赦令》，分批釋放了在押的全部政治犯152人。徐名鴻回福州后，蘇維埃中央也派出潘漢年、張云逸等為代表進入福建，商談進一步的同盟行動和協商物資交換事宜。

雪中送炭 資助長征紅軍十萬銀圓

“福建事變”失敗后，蔣光鼐與李濟深等人去了香港。從1935年開始，日本軍隊在我國華北地區不斷地制造各種事端，加緊全面侵略中國的步伐，抗日浪潮迭起，民眾抗日情緒十分高漲。據李以劻回憶：“1935年春，紅軍已長征，經濟很困難，憬公（蔣光鼐字憬然）與蔡廷鍇商妥，從十九路軍公積金項下捐助十萬銀圓，在香港交給中共代表潘漢年。”

1935年7月，蔣光鼐與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聯合國民黨民主派人士和一些社會賢達，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李濟深任主席，蔣光鼐任代理主席。為了支持“大同盟”的活動，蔣光鼐賣掉了自己在香港九龍界限街的住房，得五萬元，全部拿出來作為“大同盟”的活動經費。“大同盟”的宗旨是：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團結中國民眾，推翻漢奸政府，爭取民族獨立，建立人民政權。“大同盟”辦有《大眾報》《民族陣線》《大眾動向》等報紙、雜志，宣傳反蔣抗日的主張，明確表示：“我們要求聯共聯俄、抗日救國。自福建起義以來，我們和共產黨做了長期朋友。我們相信共產黨抗日救國的真誠，對待一切友黨，一切抗日力量的真誠。”

營救抗日愛國青年 組織抗日自衛團

1936年，張克明（民革北京市委會創始人之一）出于對十九路軍抗日將領的仰慕，兼之有何思敬和梅龔彬的介紹，參加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同年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何思敬領導下的華南總部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活動。

1937年，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在香港成立，張克明成為骨干成員。1938年春，張克明在龍川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東江青年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1941年，張克明在香港《南洋商報》《經濟通訊》任干事。次年3月，香港淪陷，他在赴韶關途經龍川時，被龍川國民黨當局以“組織偽黨，危害民國”罪名逮捕，情形十分緊張。蔣光鼐得知后，第一個打電報給龍川縣縣長，接著又寄一封信給龍川縣縣長，要他對愛國青年慎重處理。這是非常有力的救援。

是年冬天，關押十個月的張克明被蔣光鼐保釋出獄。出獄后的張克明到了曲江，擬登門感謝救命之恩。可是蔣光鼐通過秘書告訴張克明，援救抗日愛國青年，是自己的本分，不必客氣了。

直到1950年，張克明在北京第一次見到蔣光鼐，見面首先感謝救命之恩。蔣光鼐微微一笑，還是那句話，這本是自己的本分，不必客氣。

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大舉侵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正在香港的蔣光鼐聞訊立即趕回東莞，與本縣的軍政要人王若周、徐景唐、張我東等在莞城的“袁（崇煥）督師公祠”組織成立“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四區統率委員會”，領導“惠（陽）、東（莞）、寶（安）”三縣的民眾抗日力量。蔣光鼐親自擔任主任委員，王若周、徐景唐為副主任委員，張我東為東莞縣總干事。在蔣光鼐的具體部署下，東莞成立了兩個抗日自衛大隊，分別由麥定唐、王泳佳擔任大隊長，并在學宮舉辦抗日自衛大隊骨干訓練班，培訓抗日自衛團的官佐，為抗擊日本侵略軍作好準備。

在蔣光鼐的影響下，無論是抗日自衛團還是骨干訓練班，思想傾向都比較進步，因而也有不少共產黨員以其他身份為掩護，加入抗日自衛團和骨干訓練班。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侵占了虎門，抗日自衛大隊分別在官涌盧屋、懷德、佛子坳等地抵抗過日本侵略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4年，蔣光鼐獲悉中共廣東東江縱隊一直堅持在珠三角地區打游擊、孤軍奮戰，后勤給養十分困難，他以個人工薪積蓄的20萬元資助東江縱隊。

坐鎮南疆的抗日名將

蔣光鼐不僅是身經百戰的抗日名將，而且是一位運籌帷幄的幕僚長。

1938年，廣東被劃為第四戰區，張發奎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蔣光鼐受命為第四戰區參謀長。戰區司令部設在戰時廣東省省會韶關曲江。雖無實際兵權，蔣光鼐卻以抗日救國為己任，嘔心瀝血，對作戰決策、穩定防線、整頓后方、訓練部隊等工作頗有建樹。

蔣光鼐平日處事細心負責，講究實效，辦事迅速，工作效率很高，從不計個人得失。他經常工作到深夜12點，收集了多方面的信息，才肯去休息。如遇有疑問或不清楚的地方，他就把主辦人找來問清楚，決不馬虎從事。

戰區參謀處每天將敵情搜集好，按時給蔣光鼐送去，他總是埋頭研究，以便向主官提出意見。那時由于日寇占領了廣州，情況不斷變化，蔣光鼐照例一個月內要召開兩次幕僚長會議，研究敵情，了解部隊作戰能力及士氣等情況。

據時任第四戰區參謀處第二科中校主辦參謀的陳一林回憶，1939年冬至1940年春，粵北第一次戰役前，余漢謀任第四戰區副司令兼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下轄有六十五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繆培南、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共有四個師（一八七、一五八、一五二、一五七）及獨立二十旅。他們奉命固守從化、花縣一帶。有情報說日軍企圖打通粵漢，與長沙、武漢之敵會師，截斷我軍的鐵路運輸線。日軍隨即以一個加強聯隊沿粵漢鐵路北進，而另一個聯隊則沿翁（源）從（化）新（豐）公路北進，均遭各部的阻擊。

正在此時，第十二集團軍總部卻慌忙由三華撤至龍南縣，局勢非常混亂。各部隊與第十二集團軍總部失去聯絡，而由戰區長官部直接指揮。第四戰區長官部始終沒有撤離曲江，這是由于參謀長蔣光鼐指揮沉著、敵情判斷正確的緣故。蔣光鼐當時認為廣州的敵人并未增加新的番號，只是企圖虛張聲勢，試探粵北我守軍的力量，并不敢對曲江貿然強攻。

在戰斗最緊張的時刻，一部分敵人越過呂田向新豐官渡進犯。長官部命令各部堅守陣地，非有命令，不準撤退，否則唯該師師長是問。師以下各級，如有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者，各師可以先斬后奏。由于蔣光鼐的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終于取得粵北戰役的第一次勝利。

1940年桂南戰役后，第四戰區被劃分為四、七戰區，張發奎仍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第七戰區長官則由余漢謀繼任，蔣光鼐為第七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參謀長。第七戰區作戰區域是廣東及閩西南贛粵邊三南地區，指揮的部隊系第十二、三十五集團軍，所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軍與暫編二軍，及幾個獨立師旅。1940年至1945年，歷經粵北戰役之大捷，第七戰區部隊雖傷亡眾多，但最終聯合友軍取得抗日的勝利。

抗戰期間，蔣光鼐受盡艱險，發揚了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精神，迫使占據華南多年的日軍23軍團長田中久一屈膝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