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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的三次人生選擇         2025年11月25日15:44

今年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一至四屆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濟深先生誕辰140周年，他生前真誠地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為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促進祖國統一作出重要貢獻。回顧先生一生中與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三位重要歷史人物的交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主張、所走的道路和人生選擇。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與李濟深在一起。

李濟深與孫中山交往：踐行三民主義始終不渝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在黃埔軍校參加隆重的開學典禮后，百感交集地對李濟深說：“任潮（李濟深字任潮），軍校能夠開學與一師的大力支持分不開，你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都作了支持，謝謝你！”

孫中山為何要對李濟深表示感謝呢？這要從頭說起。

武昌起義爆發的當夜，李濟深正在保定軍校（后改名陸軍大學）任教官，他立即與同校同學何貫中帶領同學炸毀了保定附近的瀏河鐵橋（部分資料稱“漕河鐵橋”），以阻止清軍南下鎮壓革命運動。

△李濟深

1911年12月，當李濟深得知廣東軍政府組織北伐軍討伐清政府后，便與何貫中、張文等趕到上海，找到在廣東陸軍速成中學的同學、北伐軍總司令姚雨平要求參加戰斗，被委任為北伐軍司令部的作戰參謀。

1912年1月，奉孫中山沿津浦鐵路向北進攻的命令，李濟深參與制定作戰計劃，還親自到前線指揮、督戰、沖鋒，為廣東北伐軍連續奪得了固鎮、宿州和徐州，取得了三次大敗清軍的勝利，立下了重要戰功。后來廣東北伐軍改編為第四軍，李濟深被提拔為22師參謀長。粵軍在津浦線主戰場的輝煌戰績，大大鼓舞和推動了全國各地的反清斗爭。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被徹底推翻，封建君主制宣告結束，這是李濟深首次追隨孫中山。

1921年春，在孫中山護法軍政府粵軍任參謀長的鄧鏗勸說李濟深辭去陸大的職務南下廣州，李濟深經鄧鏗介紹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任粵軍第一師副官長，數月后升任師參謀長。1921年6月，孫中山命令粵軍第一師抵御北洋軍閥支持下的桂系部隊進攻，鄧鏗和李濟深帶領第一師取得了消滅桂系沈鴻英部1萬余人的顯赫戰績，為保護孫中山的廣州革命政權立下了首功。

1922年3月，第一師師長鄧鏗被刺身亡，陳炯明叛亂嘩變，并竊取了粵軍總司令的職務。李濟深悲憤至極，準備離開第一師之際，身在上海的孫中山認為，第一師對革命仍可有所作為，便派陳可鈺到廣州勸說李濟深千萬不可離開第一師。李濟深聽從中山先生的勸告，留在第一師繼續擔任參謀長，臥薪嘗膽，組織力量，等待時機。

1922年10月，李濟深讓鄧演達秘密赴上海向孫中山匯報，并接受了聯合滇桂軍隊待機討伐陳炯明的指示，終于在1922年12月，粵滇桂聯軍順利收復廣州。

1923年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成立大元帥府，任命李濟深為第一師師長。之后，李濟深率領大元帥府大本營的這支勁旅，北戰鄧琢如、南殲陳德春、西伐沈鴻英，為保衛孫中山廣州革命政權再立新功。

1923年7月，孫中山專門成立了“西江善后督辦公署”，任命李濟深為西江善后督辦，負責處理西江地區的一切軍政、經濟事務，成為西江地區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李濟深嚴于律己、奉公守法、勤儉樸素、平易近人，壯大了國民革命隊伍。

正因為李濟深對孫中山赤膽忠心，追隨“三民主義”，始終不渝。1924年1月，孫中山決定創辦黃埔軍校，便想到了李濟深，任命他為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委員長原是蔣介石，但蔣對當時的國民黨中央的人事安排不滿，沒有到職，私自離開廣州到上海。孫中山便派廖仲愷代理軍校籌備委員長。廖仲愷深知李濟深的能力與為人，故在整個籌備軍校期間對李加以重用。

李濟深發自內心擁護孫中山，嘔心瀝血，竭盡全力。李濟深的孫女李靄君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建立黃埔軍校時祖父任西江善后督辦，從軍校開始籌辦時起，他就從人力、財力、物力幾方面大力支持軍校的籌辦，不僅從粵軍第一師中提取現款3萬元，調出槍支200余支，將3萬余發子彈交給了學校，還將自己創辦的“西江陸海軍講武堂”中的學員、教官推薦過去，為黃埔軍校的創立和發展提供了大批基層軍事干部，使得黃埔軍校的籌備工作能夠順利開展。黃埔軍校成立后，李濟深以副校長的身份，兼任學校的教練部少將主任。孫中山稱贊說：“李濟深是不可多得的將才。”

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李濟深在梧州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得知孫中山病逝后，露出反革命真面目，率兵直逼廣州，圖謀推翻廣州革命政府。李濟深親自率粵軍第一師與贛軍朱培德部、湘軍譚延闿部一起于6月平定了楊劉叛亂，鞏固了廣州革命政權。

孫中山去世后，在李濟深的倡議下，梧州開始集資籌建中山紀念堂，1926年元月奠基，1930年10月建成了中國最早的中山紀念堂。李濟深還為中國最大的廣州中山紀念堂奠基，為發揚孫中山不斷革命的精神，紀念和踐行孫中山的遺志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56年，李濟深先生在孫中山誕辰90周年時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向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學習”的長篇紀念文章，其中說道：“對一個革命家最好的紀念就是貫徹他的革命主張，發揚他的革命精神。”

李濟深先生從始至終都是孫中山忠實的追隨者，“三民主義”堅定的踐行者。

李濟深與蔣介石交往：政見不同分道揚鑣

李濟深與蔣介石因共同追隨孫中山相識于20世紀20年代初，在歷史上一度也曾有過很好的合作。1924年1月，孫中山決定創辦黃埔軍校，蔣介石任校長，李濟深任副校長兼教練部少將主任。1925年8月，李濟深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并晉升為陸軍上將，參加第二次東征，與蔣介石有著很長時間的合作。

但當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后，李濟深與其分道揚鑣。為此，蔣介石對其恨之入骨，在歷史上曾3次永久開除李濟深國民黨黨籍。

第一次開除黨籍是在1929年，蔣介石和桂系李宗仁部爆發蔣桂戰爭，當時在廣州的第四軍軍長李濟深是廣西人，自然屬于桂系。李濟深到上海去見李宗仁，蔣介石派國民黨元老請李濟深來南京開會，在上海的李宗仁勸李濟深不要去，怕有不測，但是那些國民黨元老用性命擔保不會有事。于是，李濟深去南京調解蔣介石與桂系集團矛盾，被蔣介石以與李宗仁、白崇禧“分頭發難，謀反黨國”的罪名，軟禁在湯山8個月，剝奪了軍政大權，并被“永遠開除黨籍”。這是李濟深第一次被蔣介石“永久開除黨籍”。

第二次被開除黨籍是在九一八事變后，李濟深被蔣介石釋放，恢復了黨籍。雖然蔣介石一再收買李濟深，但是他毅然離開蔣介石回到廣州，開始反蔣獨裁統治的政治活動，李濟深的黃埔學生被蔣介石特務暗殺，李濟深寫長信大罵蔣介石，他還通過蔡廷鍇和紅軍聯系，準備聯系紅軍一起反蔣。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率領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軍事政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李濟深被選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與紅軍簽訂反蔣抗日軍事協定。從此，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一面抗日一面反蔣。蔣介石派重兵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僅存在3個月就失敗了，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常會將李濟深第二次“永遠開除黨籍”，李濟深被迫逃往香港。

第三次被開除黨籍是在1935年7月25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李濟深任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李濟深向全國通電反對內戰，分別致信宋慶齡、何香凝、張群和吳稚暉，力促“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李濟深等人接受了中共的“逼蔣抗日”主張。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李濟深主動上廬山和馮玉祥一起找蔣介石面談，說蔣介石如果不立即對日作戰，他們就以政治家的身份與蔣介石對峙；如蔣介石執行抗戰，他們就以軍人的地位服從他的驅策。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李濟深主張國共合作，并放棄對蔣介石的歷史恩怨，一致抗日。蔣介石鑒于全國的抗日形勢，撤銷對李濟深的通緝令，恢復了黨籍，還授予他陸軍一級上將軍銜，先后安排李濟深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

1944年，桂林淪陷后，李濟深團結一部分軍人和進步人士，在家鄉廣西蒼梧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后游擊戰。1945年，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李濟深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曾兩次在廬山與蔣介石面談，批評蔣介石的內戰政策。

1946年，李濟深聯絡李章達、蔡廷鍇等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并被推選為主席。

1947年2月8日，李濟深與蔣介石分手，去了香港。在香港公開發表反蔣文章，揭露蔣政權的獨裁，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暴政，鮮明地指出蔣政權的崩潰即將到來。蔣介石極為惱火，以“詆毀國民政府”“背叛黨國”的罪名第3次將李濟深“永遠開除黨籍”，并“全國通緝”。

從此，李濟深與蔣介石徹底決裂，跟隨共產黨合作終身。

李濟深與毛澤東交往：真誠合作救國救民

毛澤東與李濟深先生早在1924年1月就已相識。李濟深的女兒李筱松說：“當時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毛澤東參會并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在此期間認識了時任粵軍第一師師長、西江善后督辦的父親，后來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也與父親相識。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年紀都比我父親小許多，但他很尊重也很欣賞這兩位才能出眾的青年。”

毛澤東在廣州開會時，水土不服，李濟深送去家鄉梧州的茶葉，毛澤東喝后精神大振：“這茶真不簡單！既能提神醒腦，還有治療功效！”1959年，毛澤東看望李濟深時還幽默地回憶往事：“飲茶粵海未能忘！我還要與任潮先生再以此共謀天下大事哩！”

李濟深與毛澤東的第二次邂逅是在1926年，李濟深時任南路總指揮，統一廣東的戰斗勝利班師回朝之日，在廣州國民政府召開的盛大歡迎會上，毛澤東參加了歡迎會，與李濟深熱烈握手，歡迎他勝利歸來。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聯合國民黨十九路軍眾將領和上萬名官兵，發動了“福建事變”，讓毛澤東對李濟深刮目相看。當時李濟深在福建福州南校場召開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并發布了內外政策，提出：對外取消外國的治外法權，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實行聯共反蔣方針。

李濟深選擇與共產黨聯合，親自派人去和中共接觸，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934年1月21日，在蔣介石重兵圍攻下，“福建事變”失敗，李濟深被迫前往香港。毛澤東為當時雙方沒能很好的合作而感到非常遺憾。

“我父親與毛澤東有很多書信往來。”李筱松說，這些信件見證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例如1936年，李濟深支持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建議訂立抗日救國協議。毛澤東親筆致函李濟深表示贊同并探討合作細節，李濟深回信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愿在軍事行動上與紅軍密切配合。

6月12日，毛澤東、朱德代表工農民主政府和工農紅軍發表了《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提出8項綱領，希望兩廣領袖能夠到處大膽發動與贊美抗日人民的愛國運動，大量武裝與組織抗日人民，表示“愿意首先和兩廣當局結成抗日聯盟，共同奮斗”。

7月底，包括李濟深在內的各路反蔣人士云集南寧。李濟深堅定地站在兩廣領袖一方，主張盡快組織獨立的抗日政府，與南京大干一場。

9月23日，毛澤東親筆致函李濟深，并向原福建人民政府的領導人表示問候，信中表示：“甚愿按照新的斗爭綱領訂立新的協定，共同向著抗日救國目標致其最精誠之努力。”“國難如斯，非有幾個純潔無私之政治集團及許多艱苦奮斗之仁人斗士，為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中堅，偉大的反日統一戰線之真正完成與堅持斗爭是不能容易達到目的的。”

李濟深接受中共“逼蔣抗日”的方針，并制定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新的“八條行動綱領”，主要內容有：召集人民救國會議，討論救國方案；組織抗日國防政府，成立全國抗日聯軍；隨時隨地武裝民眾，發動自發的全國抗日戰爭；釋放救國的政治犯，爭取救國的一切自由等等。

“兩廣事變”最終在蔣介石的分化瓦解下，歸于失敗，但卻又一次表明了李濟深與共產黨一致的反蔣抗日的鮮明政治立場。

1948年4月30日，中共發出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口號”。5月5日，李濟深等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聯名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中共毛主席電》。

1949年1月7日，李濟深北上到達大連。12日，李濟深在沈陽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明確表示：“貴黨領導中國革命，路線正確，措施允當，洽符全國人民大眾之需要，乃獲今日偉大之成就，無任欽佩。濟深當秉承中山先生遺志，勉盡綿薄，為爭取中國革命之徹底勝利而努力。”當晚，毛澤東、周恩來復電：“先生來電誦悉，極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遠，諸容面敘。敬祝健康！”

1949年4月2日，李濟深受邀來到北京香山雙清別墅，毛澤東親自在門口迎接，使他大為感動。李濟深緊緊拉住毛澤東的手說：“毛主席，您太客氣了。我這個人您是知道的。我過去是反對共產黨的，犯有很大錯誤……現在才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

兩人落座后，毛澤東對李濟深說：“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獎了，應該對我們多提意見，多提出批評。這樣，才能使咱們今后相處得更好啊。”

李濟深說：“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咱們會相處得更好。”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經毛澤東提名，李濟深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代表提出異議。毛澤東力排眾議，不計前嫌，并做通李濟深工作，使李濟深如期當選，同時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并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了開國大典。

11月，李濟深再次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李濟深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李濟深領銜發起民革與各民主黨派的《聯合宣言》，誓要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圣任務而奮斗。他帶頭明確表示：贊成出兵抗美援朝，響應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的“向志愿軍捐獻飛機大炮”號召，1951年6月，主持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抗美援朝捐獻委員會，帶頭認捐人民幣5000萬元（舊幣）。為了完成半年內民革捐獻15億元（舊幣）的首次目標，他將自己在香港的一幢房子賣掉，所得款項全部捐獻。他還把兒子李沛黔送去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

1956年1月，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召開，周恩來總理在《工作報告》中提出“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李濟深不但擁護這一主張，還主動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有需要，臺灣當局準許，他可以親赴臺灣做蔣介石先生的工作。在民革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建議就和平解放臺灣問題作出決議，發表《告臺灣軍政人員書》。在李濟深的主持下民革成立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因胃癌及腦動脈血栓病情惡化，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10月11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前往中山公園中山堂靈堂吊唁，向李濟深靈位致哀，親視含殮。李濟深在彌留之際向后人留下詩句：“十年建國萬年紅，衡麓光輝永照中。我與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見九州同。”

（來 源：“人民政協報”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