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前右一)、李濟深(前右二)等在天安門城樓上。
李濟深,這位出生于1885年的國民黨元老、北伐名將,其人生的后半程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這一轉變,是在民族存亡與道路抉擇的十字路口,基于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深沉思考,以及對民主理念不懈追求的必然結果。這段合作往事,不僅塑造了李濟深晚年的政治生命,也為理解中國近現代史中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鮮活而深刻的范本。
在烽火中攜手
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李濟深的政治轉向具有特殊性。這位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的“鐵軍”名將,在民族危亡與國內政治紛爭的十字路口,選擇了一條與大多數同僚不同的道路——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

坐落在廣西梧州市龍圩區大坡鎮料神自然村的李濟深故居。圖為故居的大門。萬李娜 攝
1940年,李濟深出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這個看似平常的職務調動,卻為他與中共的合作提供了歷史性契機。那一時期,桂林躍升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大量進步知識分子與愛國人士云集此地。李濟深到任后,立即支持組建了“抗戰動員宣傳委員會”,這個機構表面上隸屬于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實則吸納了夏衍、田漢等左翼文化人士和眾多中共地下黨員。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濟深在桂林期間,對《救亡日報》等進步報刊的出版發行給予了特殊保護。當國民黨特務機關要求查封這些報刊時,李濟深總是以“影響抗戰團結”為由予以拒絕。他的秘書尹時中在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有一次,軍統方面送來一份黑名單,要求逮捕一批在桂林活動的“共黨嫌疑分子”,李濟深看后勃然大怒:“如今國難當頭,這些人都在為抗戰出力,你們卻要自毀長城!”
李濟深作出政治轉向絕非偶然之舉,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與一般國民黨將領不同,李濟深早年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求學期間,就深受民主主義思想影響。更重要的是,他作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有著深刻理解和真誠信仰。
全面抗戰爆發后,李濟深在指揮作戰過程中,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八路軍有了更多的接觸。1938年底,李濟深在巡視皖南防務時,曾秘密參觀新四軍駐地。目睹這支裝備簡陋的部隊卻有著高昂的士氣和嚴明的紀律,李濟深深受觸動。在當天的日記中,李濟深寫道:“觀葉挺所部,雖衣衫襤褸而精神飽滿,戰術靈活,實為抗日勁旅。若我黨軍隊皆能如此,何愁倭寇不滅?”這次實地觀察,對李濟深而言,不只是一次軍事考察,更是一次深刻的政治啟蒙。李濟深從這支“衣衫襤褸”卻斗志昂揚的軍隊身上,看到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組織形態與精神力量,這與國民黨軍隊形成了鮮明對比。此次皖南之行的深刻印象,極大動搖了李濟深對國民黨領導抗戰能力的絕對信任,促使他開始超越黨派界限,從民族存亡的根本利益出發,重新思考中國未來的政治出路。
創建民革與公開反蔣
抗戰勝利后,中國站在歷史的分水嶺,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抉擇。1946年秋,蔣介石不顧各方反對,單方面召集所謂“國民大會”,此舉表面上推行憲政,實質上卻試圖為其一黨獨裁披上合法外衣。這一重大政治事件,成為李濟深與蔣介石統治集團最終分道揚鑣的導火索。
1947年初,李濟深作出了其人生中至關重要的決定——出走香港。此舉意味著他已決心與蔣介石政權公開決裂,并為此放棄了在國民黨內的一切地位。其面臨的政治及人身風險堪稱巨大,然而在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目標面前,李濟深毅然決然,未有絲毫退縮。這一決絕的行動本身,已然清晰地昭示了他的堅定信念與巨大勇氣。

李濟深故居墻壁上展示的題詞體現了李濟深的愛國情懷和高尚風范。馬占成 攝
在香港,李濟深住在羅便臣道一幢簡陋的公寓里,生活清貧卻精神充實,他積極聯絡國民黨內反蔣力量,與何香凝、蔡廷鍇等民主人士頻繁往來。更重要的是,他與中國共產黨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潘漢年等建立了密切聯系。這一時期,李濟深的政治思想發生了質的轉變,從單純的軍事反蔣轉向尋求徹底的政治變革。這一思想的轉變,最終結晶為一個全新的政治組織與一份綱領性的宣言。1948年1月1日,由李濟深等人創建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他眾望所歸地當選為主席。在標志著李濟深政治路線根本轉變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中,民革公開宣布“脫離蔣介石劫持下的反動中央”,并明確提出其最高理想是“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這一綱領清晰地表明了與蔣介石政權的決裂和對未來國家的構想。
奔赴光明的歷史性選擇
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前夕,周恩來曾通過秘密渠道轉交親筆信,信中“尤需先生這樣深明大義之士力挽狂瀾”的懇切期許,成為一份鄭重的政治邀請。
1948年末,李濟深毅然決定北上解放區。此次北上行動危險至極。彼時,李濟深依舊處于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控之中。在中共香港分局的精心安排下,他巧妙地以“赴宴”為名離開住所,輾轉多處后登上蘇聯貨輪“阿爾丹”號。這段驚心動魄的旅程歷時一個多月。為避免國民黨海軍攔截,貨輪繞道朝鮮半島,最終在大連靠岸。李濟深的這一舉動,在國民黨內部引發強烈震動。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的陳立夫在后來的回憶錄中承認:“李任潮北上,較之丟失一座大城市,對黨國打擊更大。”

李濟深故居里的李濟深雕像。雕像后方墻壁上,題有八個大字:民主垂范,晚節可風。萬李娜 攝
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與沈鈞儒、馬敘倫等55位民主人士就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公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份聲明,標志著中國民主黨派在政治上與國民黨的徹底決裂,為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
多黨合作道路上的探索與實踐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一個新紀元的開啟,也開啟了李濟深政治生涯的全新篇章。李濟深先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在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李濟深特別注重發揮民主黨派的獨特作用,他清醒地認識到,民主黨派的使命不僅在于政治上的“在場”,更在于能夠坦誠“建言”。1950年6月23日,李濟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重要發言,隨后在《人民日報》發文系統闡述了他的政治理念。他在文中明確提出:“我們必須誠心誠意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時,我們也要站在革命崗位上,幫助它,監督它?!边@一論述在當時引起了廣泛共鳴,精準界定了民主黨派在新型政黨關系中的雙重角色:既是同心同德的合作者,也是相輔相成的監督者。這種立足于共同政治基礎之上的“幫助與監督”理念,為初創時期的多黨合作制度注入了新的內容,成為民革及其他民主黨派履職的重要參照。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重要成員,李濟深積極投身于憲法的起草與研討工作。李濟深憑借對國情與統一戰線的深刻理解,多次就憲法中關于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內容提出建設性意見。據當時參與憲法起草工作的民主人士回憶,在憲法起草過程中,李濟深尤為關注民主黨派在未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并積極建言獻策。李濟深認為,憲法不僅應明確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更應在制度上保證其參政議政職能的充分發揮。李濟深的這些主張,與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高度契合,最終在憲法有關統一戰線的條款中得到了體現,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肝膽相照、真誠合作。
(來源:《團結報》2025年11月20日 第5版)